自南宋理学家朱熹评价苏轼“大概皆以文人自立”，从此“文人书法”得名。之后，追求清靜寂定的心境被称为禅心，这种佛教用语在书法上体现往往称之禅意书法。苏轼书法在文人书法的基础上，呈现浓厚的“禅意书法”。
一、耳染目濡，崇尚肥美。 苏轼生长在佛教气息浓郁的四川乐山，其家乡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苏轼的父亲苏澈、母亲程氏都崇信佛教。乐山在唐代历经九十年修建了乐山大佛，大佛是一尊被唐代的弥勒佛。佛经信奉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武则天曾下令编纂了一部《大云经书》，证明她是弥勒转世，百姓对弥勒的崇拜帮助她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登上帝位。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使全国塑凿弥勒之风大行。乐山大佛的修造距武则天时代仅20余年，所以当海通修造乐山大佛时，自然选择了弥勒佛，而且弥勒佛是能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这同平息水患的镇江之佛要求是一致的。由此，苏轼在这样生活环境中受佛教不断滋养。
然而，汉代佛教文化中，弥勒佛造像的变化是很大的，第一阶段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交脚弥勒;第二个阶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第三个阶段是布袋弥勒。显然，乐山大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依照《弥勒下生经》所描述，弥勒佛像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就要求他的五官、头、手、脚、身都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特征。乐山大佛整个形体超凡脱俗，头上的发髻、阔大的双肩、高而长的眉毛，圆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典籍的规定修建的印度佛像的“宽肩细腰”在大佛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壮实的双肩饱满的胸脯，体现了唐代崇尚肥美。乐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双脚自然下垂，这与印度佛像的“结跏趺式”也不一样，因为大佛是修来镇水的，唐代以来的佛教文化对宋代社会、对苏轼的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有着潜移默化、信仰基因植入般的影响。
此外，苏轼的继室王润之，侍妾王朝云也与佛教有着不解。后来，苏轼与云门宗佛僧怀琏、道潜、佛印等有过交往。同时，与当时的临济宗佛僧黄龙慧南弟子东林常总、廉泉昙秀、黄譬惟胜、蒋山赞元等也有很多交往。佛教对苏轼本人一生影响深远，他给自己起的很多号都有强烈的佛教色彩，比如知名度最高的“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眉阳居士”、“东坡道人”和“海上道人”等等，均表达了苏轼的佛学情怀。
二、情不自禁，化难为易。乌台诗案为代表的仕途灾难，而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佛教禅宗思想又决定了苏轼的诗文和书法的创作心态，这点从他的诗文的遣词造句之中展露无遗。苏轼的时代，社会上没有专门的“书法家”的称谓，文人墨客往往以诗文和书法并秀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历史上没有诗文地位而只靠书法名世的书法大家几乎不存在。正是因为苏轼独特的信仰、独特的出身、独特的家庭环境、独特的仕途遭遇和超常才华，才造就出苏轼禅味文人书法的独特魅力。
由于笃信佛教并遵从儒家孝道，苏轼父母病故后他回乡守孝三年才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这是其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他先后任杭州通判、湖州知州，均颇有政绩。但苏轼的人生第二次转折是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笔端常带感情，“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等。同时，又说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又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并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因此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