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楷书应当匀整平正。此种观点早在宋代就备受指责，姜夔《续书谱》道：“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
不齐之中有大齐
《庄子·骈拇》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各有其性，性各有其用，顺其性则得以生，违其性则无以生。
中国书法深得庄子精神。
在许多书家眼里，汉字从初创时就各有其性，米芾说：“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籀文书法有天真率意之趣，因为它每个字都体态不一，各各自足。
不独篆书，楷书佳作亦然。
有些人以为楷书应当匀整平正，此种观点早在宋代就备受指责，姜夔《续书谱》道：“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鍾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
楷书一体在魏晋发展成熟，此时期的名家如锺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楷书参差错落、潇洒纵横，到了唐颜真卿、柳公权等人，他们的楷书就走向整齐一律化了。姜夔认为这根本不是优点，而是唐人之失。字如果都整齐一律化就成了庄子说的“截鹤续凫”，也就违背了各自天性。清代康有为也因此而卑视唐人楷书：“至 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馀，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
真正高妙的楷书，都是各尽字之真态。如王铎的楷书虽从柳公权楷书中来，却如同写行书一样轻松自由，不拘平正。明代汤临初的《书指》中论到楷书也认为：“真书点画，笔笔皆须着意，所贵修短合度，意态完足，盖字形本有长短、广狭、小大、繁简，不可概齐，但能各就本体，尽其形势，虽复字字异形，行行殊致，乃能极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
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方能将书法的性体自然的呈现出来，才是书法通向“神品”的不二之路。清人王澍说：“长短大小，字各有体。因与体势之自然与为消息，所以能尽百物之情状，而与天地之化相肖。”字的体势若是能与天地万物的情状肖似，便是字字尽了其性。字字尽了其性，所构成的一篇书法，便是一个尽了天地之性的世界。
各字尽其性，是不齐;字字尽性，则就能构成一个自然和谐的天地，即是大齐。书法的章法，就是尽可能的实现不齐之齐。张怀瓘说：“囊括万殊，裁成一相。” 万殊即是不齐，一相即是大齐。所以，章法的布置安排要能乱而不乱，纵横穿插而不相互抵触，无意中有经意，不齐而有大齐。如此，方能在纸上造出一个自然来。
前人论书主张：“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清代刘熙载对此阐释道：“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
书法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在整体上流通照应、不齐之齐的世界。
